我第一次坐船是1987年6月，在松花江上。那是一条豪华的小型游船，据说是专供当地要员和上边来的要人用的。驾船者是一个赤红脸膛的大汉。他身上带着一股子宰相家人的傲气，对我们这伙所谓的作家、诗人充满了鄙视。虽是六月，但江风凛冽，我披着外套还略感寒意，但这位爷却只穿一条大裤衩子，一袭圆领衫。衫上印着一个黑色的虎头，凶气逼人。开船之后，他一手把舵，一手提着啤酒瓶子，灌一口啤酒，打一个嗝，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北京来的？北京人，不行，大大的不行，全是井底之蛙！有条长安街有什么了不起？有座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有松花江吗？有兴安岭吗？”灌一口酒，打一个嗝，又说：“你们也敢自称作家、诗人，我看都是臭杞果子摆碟——凑数！你写过什么？写过《水浒传》？你写过什么？写过‘床前明月光’？你更不灵，”他用酒瓶子指点着那位名叫尤金的青年作家，说，“我看你最大的本领是向女人献殷勤，见了女人你就犯贱！我们市领导真是昏了头，竟然花大钱请你们来采风，采个×！有这些闲钱，帮助几个失学儿童多好！”尤金被当众羞辱，脸上有些挂不住，便运用他一贯的战术，低头哈腰地说：“韩师傅，兄弟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就是个坏蛋，刚会爬时就到邻居家欺负小女孩。我爹本来想把我用木棒子敲死，但被我奶奶拦住了。天生的坏蛋，长大了也好不了。若不是怕污染了这条松花江，我就一头扎下去死了算了。只要您老人家允许我跳下去，我立马就跳下去。”大汉见尤金能这样自轻自贱，立马就说：“兄弟，就凭你这番话，我就看出来了，你是个作家，你是个大作家！这群人里，能成大气候的，我看就是你！他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其实都不行。幸亏现在不是梁山泊那个时代，否则，我让他们一个个都吃板刀面！”他挥着空酒瓶，做了一个砍杀的动作。这时，本次笔会的组织者之一，《松花江》月刊的诗歌编辑武英杰悄没声地走到大汉身后，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大汉打了一个激灵，回头道：“你吓死我了！”

  “汉子，真汉子！”武英杰伸出拇指猛夸几句，又喊，“小范，范兰妮！拿酒来！”

  那位一直坐在船舱里读书的范兰妮提着一瓶子当地产的白酒走过来。她头戴白色遮阳帽，眼上遮着红框大墨镜，身穿白裙子，脚蹬白色高跟凉鞋，鞋面上晶光闪烁，脚指甲上涂着红色。浓密的金黄色头发披散在肩头。据武英杰说她有俄罗斯血统，现住黑河，家里有一条打鱼船，世代渔民，祖上曾因捕捞到一条三千多斤重的鲤鱼进贡朝廷，而获七品顶戴的嘉奖，这是大清嘉庆年间的故事。

  武英杰拧开瓶盖，夺过大汉手中那个空啤酒瓶，将白酒一分为二，一瓶自持，一瓶给大汉，道：“别给咱东北人丢脸啊！来，干了！”

  不及范兰妮动身，一直待在船舱里与几个女记者吹牛的胡东年便提着两瓶啤酒跑出来。胡东年是公安系统的小说作者，写过几部侦探小说，自称“中国的柯南道尔”。

  武英杰从胡东年手里接过一瓶啤酒，一歪头，用牙齿咬开瓶盖，然后仰起脸，张大口，高举啤酒瓶，让啤酒几乎不沾嘴唇地直接倒入喉咙。众人一片欢呼，我心澎湃，见过喝啤酒的，但没见过这样喝啤酒的。武英杰将那啤酒瓶盖又压到瓶口上，看似漫不经心但却非常准确地将瓶子扔进三米开外的垃圾筐里。他举起白酒瓶，对大汉道：“怎么样？现在公平了吧？”然后碰一下大汉手中酒瓶，道，“我先喝为敬了！”

  大汉吭吭哧哧地说：“不是我不喝，东北大老爷们，哪个不是酒精泡出来的？我是考虑你们的安全，虽说是船，也不能酒驾吧！”

  “小人不才，在部队开过登陆艇，这种玩具船，应该是闭着眼也能开！”尤金说着，挤到大汉面前，抢过了舵轮。

  武英杰仰起头，噙住瓶口，咕嘟咕嘟，像喝凉水一样，把那半瓶白酒干了，然后又将瓶子准确无误地投进垃圾筐。

  武英杰双目圆睁，浓眉竖起的样子我是初次见到，我想这才是东北真汉子，这才是真英雄，而这身穿虎头衫的大汉，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烂仔。

  大汉这次是真的打了个激灵，但他依然很豪气地说：“喝就喝！老子这辈子还没醉过呢！”他也想学武英杰的样子一口气灌完，但中间还是停顿了两次，最终干了，举起瓶子，让瓶口朝下，道：“怎么样？滴酒罚三杯！”

  身躯肥大的胡东年迈着企鹅步，一溜小跑进船舱，又提着一瓶白酒，一溜小跑回来，嘴里吆喝着某部电影里的台词：“来喽——楼上请——楼上清静——”

  武英杰拧开了白酒瓶盖，那大汉急道：“你开了……你自己喝……老子重任在肩……不喝了……”他的舌根子分明硬了，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一坐在甲板上，背靠着栏杆，头一歪，嘟哝几句后，便不出声了。

  众人一齐对着武英杰鼓掌。武英杰微笑着，低声说：“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就得这样治他！”

  此时船在中流，江面宽阔，江水澎湃，离黄昏还有个把小时，阳光金红，照耀着，晕染着，使江水流光溢彩，使岸边的山峦与层林如同风景画般浓淡有致，光影迷幻。尤金站在驾驶位上，手把舵轮，满面肃穆，目不斜视，派头十足。在他的左边，站着来自广东的美女散文作家邱胜男；在他的右边，站着来自广西的美女小说作家孙六一。这两个美女同住一室，不知道她们之前是否认识，但在笔会期间她们形影不离，而且她们共同地表现出对尤金的好感，邱胜男称他为“尤尤”，孙六一称他为“金金”。邱胜男普通话很好，一声“尤尤”，虽略感肉麻，但尚可听；但那孙六一乡音浓重，直接把个“金金”，叫成了“鸡鸡”。于是，在笔会一周时间里，尤金便成了“鸡鸡”，用胡东年的话说这叫作“众口铄鸡”了。“尤尤”说：“抽烟！”左边那位美女便从自己烟盒里抽出一支白盒万宝路，他的嘴巴；“金金”说：“火！”右边那位美女，便划火为他点烟。尤金幸福得有点儿忘形，无法表示，便手按汽笛，让低沉的牛叫般的声音长时间地在江面上回荡。那些在江中打鱼的小船上的渔民，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好奇地或者是恼恨地看着这条代表着权势与腐败的船。许多年后我还在想，中国当代的作家们，以及其他行当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都不敢说自己身上没沾染过腐败之油水。

  几位当地报社的记者，趁着这柔和的光线，为驾船的尤金和身边两位副驾拍照。那两位美女，好像故意要毁掉尤金的一世清名似的，从左右两侧“叭叭”地吻着他的腮帮子，于是满船欢笑。胡东年不甘寂寞，想替尤金驾船，但遭到两位美女的强烈反对。他便哭丧着脸说：“二位前妻，你们太无情了吧？！”——在整个笔会期间，胡东年把所有的女作家、女诗人都呼为“前妻”，唯独对范兰妮不敢放肆，他是碰过她的钉子呢，还是有所忌惮？我不得而知，但他给范兰妮起了个外号“法拉利”，却像尤金的“鸡鸡”一样，在笔会期间，差不多替代了他们的真名。

  “老兄，别在这儿讨人嫌了，走，回舱，喝酒去！”武英杰拍了拍胡东年的肩膀，说，“们朋友们，今天的晚饭就在船上吃了，一小时后船靠青山码头，我们上岸去参加青山镇组织的篝火晚会。”

  众人闹哄哄地进了船舱。矮桌上早已摆好酒肴，有鱼罐头、肉罐头、香肠、烧鸡，以及当地小吃，还有白酒、红酒、啤酒，以及可乐、雪碧等饮料。

  美丽的据说有俄罗斯族血统的范兰妮独自一人，站在船尾，面对着落日，看着船尾的浪花和向两岸扩展开的层层波浪——当然这都是我的合理想象，她的高鼻梁——那时还不流行整容，她的深眼窝——深眼窝是无论多么高明的整容师也整不出来的。都雄辩地证明着她的血统，但她的一嘴东北话又是地道的大碴子味儿，她的金黄头发肯定不是染的，前天上午爬凤凰岭时，胡东年曾不知好歹地问过她：“哎，‘法拉利’，你这头发是在哪儿染的？”她斜看了他一眼，便不再理他。这时，从后边爬上来的武英杰道：“老胡，你以为锦鸡的羽毛是染的吗？”方才我们上山时，在狭窄山路旁的灌木丛中，飞起了两只锦鸡，一只灰秃秃的，一只羽毛艳丽辉煌。我们这一行人，大都没见过锦鸡，便不由得感叹欢呼。胡东年卖弄知识，就动物雄性美丽雌性朴素的原因引申到人类，最后因无人理睬而讪讪作罢。“你的意思是说‘法拉利’的头发是天生的不是染的对不对？”胡东年道，“你又不是‘法拉利’，如何能知道？”武英杰笑着说：“她是我表妹，我当然知道了。”“‘法拉利’，你真是他表妹吗？”胡东年说，“现在表妹是情人的同义词哟。”范兰妮就像没听到他的话一样，突然指着山路边一棵山桃树上那根被上下山的人抓摸得光滑如蜡的枝杈问我：“它痛吗？”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便转过头，指着光滑的桃树枝杈，问武英杰和胡东年：“它痛吗？”“它不痛，我痛！”武英杰道。胡东年道：“这个枝杈可以砍下来做弹弓！”范兰妮白了胡东年一眼，问我：“它痛吗？”我支支吾吾地说：“也许……痛吧……”她的眼睛里突然盈满了泪水，将脸伏到那桃树枝杈上。武英杰对我使了一个眼色，示意我们先走。我逃命般地向山上冲去……

  “兄弟姐妹们，明天还有一天，后天我们就分别了，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武英杰举杯，一饮而尽。

  “各位前妻，”胡东年道，“我这次回京，就跟现妻离婚，各位前妻，如有想破镜重圆者，请速来找我。”

  “讨厌！”那位来自上海，据说一直单身的女作家罗素素说，“上帝怎么能造出这种讨厌的东西。”

  “少一般不成世界么，”当地文联的编辑老梁说，“蚊子、臭虫、跳蚤、老鼠，都有存在的价值。而且，人类的幸福是建立在痛苦基础上的，美好的事物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丑陋事物的存在。”

  苍蝇的飞舞，并没有因老梁的一番说辞而显得可爱，罗素素皱着拔得细如一线的眉毛，用一本刊物驱赶着苍蝇。

  “大家别动！”武英杰道，“看我的！”武英杰把双手举到空中，手掌呈弧形，仿佛两个等待捕食的小兽。几只苍蝇从他面前飞过，只见他的双手，同时挥舞了几下，然后攥成两个拳头，用力地攥着。

  武英杰松开拳头，将两只死苍蝇抖到一块餐巾纸上。随即他又反复地表演了抓苍蝇的绝技。我们也都跟着抓，但根本抓不着。剩下的几只苍蝇大概感受到了危险，飞到舱外去了。我们为武英杰鼓掌。

  武英杰将包着苍蝇的餐巾纸团紧，扔到垃圾桶里，然后，他端着一杯啤酒，到船舷边用啤酒冲了手。

  “苍蝇有在飞行中迅速改变方向的能力，”武英杰道，“而且它的复眼能看到360度，所以，你必须用假动作骗它。”他又说，“捉趴伏的苍蝇相对容易，你看准它的头的方向，然后从它的头的前上方，快速扫过去，一般都能捕到。当然，关键是熟能生巧。”

  “太棒了！”罗素素拍手道，“我回去就写一篇小说，题目就叫《捉苍蝇的人》！”

  “行啊，”罗素素道，“你不就是想让我跟你睡吗？你甚至想让这笔会上所有的女人都跟你睡，对不对？”

  “想也没关系啊，老兄！”武英杰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睡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嘛！”

  他给罗素素起了个外号叫“大表姐”，还编了两句顺口溜：“大表姐”的嘴，“法拉利”的腿，邱前妻的桃花眼，孙前妻的柳叶眉。

  篝火晩会在青山镇学校的操场上进行。学校背靠青山，面对大江，左依繁华街市，右望辽阔田畴。我想起童年时跟随堂叔去给人家看风水时学到的知识，不由得感叹：这学校可真是好风水呀！

  操场中央有一堆篝火在熊熊燃烧，烧的是最好的松木柈子，火旺烟小，散发着浓浓的香气。操场两边用几十张课桌拼成两条长案，案上摆着核桃、松子、橡子、花生等当地特产。参加笔会的人与镇上的官员和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花插而坐。我左边坐着胡东年，右边坐着青山镇的一位女副镇长，对面坐着当地报社的一位女记者，她的左腮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容貌。镇长站在篝火前，大声地朗读一篇欢迎稿。镇长读稿时，女副镇长热情地向我们推荐当地生产的一种越橘饮料。她留着齐肩短发，双鬓各别着一个蝴蝶样式的夹子，显得精干爽朗，很有风度，让我联想到十几年前看过的样板戏《杜鹃山》里那个女英雄柯湘。当我把这感觉和联想对她说时，她笑着说，好多人都这样说呢。于是我也就明白，当她清楚自己像柯湘时，就开始了扮演柯湘的生涯。她说：“我们这是纯野生、纯天然，没加任何添加剂的，喝了对身体绝对有好处！”

  “我表哥是商业部市场司的，走的时候我带回几瓶让他尝尝，如果他喜欢，我就让他帮你们推销。”胡东年说。

  “太好了！胡老师！”女镇长兴奋得身体往上一蹿，然后说，“胡老师能给我一张名片吗？”

  “好像分光了。”胡东年说着，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棕色的鼓鼓囊囊的钱包，打开，从夹层中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女镇长。女镇长也把自己的名片给了胡东年。

  “黄红，”胡东年念着名片上的名字，说，“好名字，说你黄吧，你还红；说你红吧，你还黄！”

  “我看看还有没有了，”胡东年翻看着钱包的每个夹层，道，“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你跟武英杰要吧，他有我的地址、电话。”

  “这话我爱听！”胡东年道，“哥穷得只剩下钱了！”他把一沓子钱抽出来说，“这是美元，”又把一沓子钱抽出来，说，“这是港币。”又把一沓子钱抽出来，说，“这才是人民币。”

  “想要什么币就有什么币，哥的前妻们遍布世界各地，只要一个电话，她们就会把钱寄过来。”胡东年说。

  “这你就不懂了，老弟，”胡东年道，“我正在写一本书，肯定是大畅销书，书名就叫《我的前妻们》，到时候你看一下，就明白她们为什么愿意寄钱给我花了。”

  胡东年掏出一张绿色的美元，一张红色的港币，递给我。我翻来覆去看了几眼，便递给女记者。女记者看罢，递给女镇长，女镇长笑着摆摆手。

  胡东年把美元和港币装进钱包，说：“一个前妻一台提款机！”他将厚厚的钱包在桌子上拍拍，道，“这钱包也是名牌，BOSS！”

  音箱里放出了震耳的音乐，胡东年和女镇长下了场。武英杰让我邀请女记者跳舞，我说不会，真的不会。武英杰说你会不会走路，会走路就会跳舞。我说我真的不会跳。女记者说，武老师您跳去吧，我正好借这个机会采访一下莫老师呢。武英杰说那好，你们聊吧。

  我看到胡东年虽然肥胖但舞姿轻盈，他左手握着女镇长的手，右手扶着女镇长的腰，身体耸动着，团团旋转着，一会儿离篝火近，一会儿离篝火远。离篝火近时他们的脸闪闪发光，离篝火远时他们的脸模糊不清，但无论离篝火远近，我都能看到他裤兜里那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女记者侧身而坐，半面对着我，半面对着舞场。她腮上那条长长的疤痕显得更为刺目，我很想问一下这疤痕的由来，但话到唇边又咽了下去。

  我看到尤金一个人与邱胜男和孙六一共舞，他们手拉着手，随着音乐的节奏转圈子，与其说他们是在跳舞，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学幼儿园的小朋友玩游戏。我看到部队的男作家王进步与部队的女诗人孟繁紫在飒爽英姿地兜圈子。我看到镇长与上海来的“大表姐”罗素素很抒情地贴在一起交头接耳。我看到武英杰与身着一袭白裙的“法拉利”热情奔放、不拘小节地跳着，他们的腿、臂、腰、头、颈都显得与众不同，尤其在转弯时，“法拉利”那一头金发便会飘扬起来，尤其是在篝火近边时，“法拉利”那一头金发便像真的金丝一样闪烁跳跃着令人目眩的光芒。

  她抬了一下下巴，应该是指向了“大表姐”，说，“太事儿妈了！安排她跟我一个宿舍，她提着包就走，让武大哥送她去机场。武大哥问她因为什么不高兴，她说：‘老娘走遍天下，什么样的豪华饭店没住过？但从来都是一人住一个房间！’武大哥对她解释，说刊物经费不足，她说：‘经费不足你们别请我来啊，既然请我来了，那你们就得满足我的要求。’武大哥无奈，只得自掏腰包给她订了个套间——标间没有了，你看她那副小市民的嘴脸，我真想抽她！”

  “我原先真威武”她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男生都怕我。那时我心直口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出了那事之后，我收敛多了。”

  她说：“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我看到一个小偷将两根手指伸进了一个妇女的提包，便对着那妇女咳嗽了一声，并使了一个眼神。那妇女警觉了，挪了一个地方。下车时，那小偷紧跟在我的身后，趁着乱劲儿，伸手往我腮上一抹，我只感到腮上热辣辣，一阵刺痛，伸手摸了一手血，才知道被报复了。”

  她说：“武英杰那时已在刊物工作，听到我受伤的消息便来探望。武大哥详细地问了那小偷的身材面貌，一边问一边用笔在纸上画，问完了也画完了，然后给我看，我一看，起码有八分相似。武大哥说，小柳，你好好养伤，三天之内我一定把这小子捉到你面前。”

  “他是我们市公安局刑警队的，有名的反扒能手，这市里的小偷都认识他，只要他在那辆车上，这车上的小偷都不敢出手。”

  “武大哥有自己的逻辑，”她说，“武大哥说，就像应该让苍蝇蚊子存在一样，也应该让小偷存在；就像无论动用多少人力物力，也永远不能让苍蝇蚊子灭绝一样，无论有多少反扒高手也不能让小偷灭绝。他还说，小偷的存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二天，武大哥就来见我，说小偷抓到了。我说，我要见他，我要报仇。武大哥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血污泅出的牛皮纸信封，说，这是他右手的食指，你想看吗？我犹豫着，他说，我建议你别看了。按说我应该把他送到局里去，如果我还是警察我只能把他送到局里去，但现在我是一个刊物编辑，是一个老百姓。我让他自己想一个赎罪的办法，他走到一个卖西瓜的摊上，以高手小偷特有的速度和准确，没等那卖西瓜的摊贩反应过来，他已经用西瓜刀把自己的手指剁下来了。然后他转身就走了。我包好他的食指，追上他，想送他去医院把手指接上，他说接上食指，就只能把中指剁下来了，这是规矩，老大。武大哥讲述到这里，眼里湿漉漉的，仿佛被那小偷的言行感动了似的。”

  松花江笔会后三十年的春天，我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了总统八号豪华游轮。这是我第二次坐船游长江，第一次是1992年，那时三峡大坝尚未动工。我之所以又一次坐船游长江，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在长江的一艘游轮上动笔写了一部小说，小说的题目叫《贼指花》。在梦中，我才思泉涌，妙言隽句层出不穷，书写不迭。醒来后，梦中情景历历在目。尤其是那小说的题目，竟猛然让我忆起了三十多年前在松花江笔会的篝火晚会上，那个报刊记者对我朗诵的诗句。

  这艘总统八号游轮，豪华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船上有宽敞的入住接待大厅，有双层的铺着红地毯的餐厅，有装潢得富丽堂皇的多功能厅，有游泳池、影院、儿童乐园、酒吧、咖啡屋、雪茄吧……可谓应有尽有，与我当年乘坐那艘游轮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包了一个标间，在小桌上铺开稿纸，写下“贼指花”三个大字。我期待着如梦中那种文思泉涌的情形出现，但坐了几个小时也不知该写什么，于是我长叹一声，拧上笔帽，出房间，在船上转悠。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坐过的那艘当时最豪华的东方红二号，与这总统八号相比，可是太寒酸了。多功能大厅里正在举办服装秀，舞台上那些由服务员兼任的模特，面孔淳朴而喜感，与那些名模的冷脸相比，倒也别有一番风味。我看到厅里观众多半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些人都应该是退休的公职人员，因为，这个年纪的农民，他们不旅游，他们在这个季节里需要在田地里劳作，需要钻进塑料大棚侍弄蔬菜……没有他们，村庄会成为死村，土地将成为荒漠。

  我沿着旋转楼梯，逐层观看，甲板上几乎全是搔首弄姿的拍照人，南糯北侍，各逞乡音。在第五层，我看到有一个“红酒雪茄吧”，便走了进去。

  身穿紫红色天鹅绒长裙的服务小姐优雅的欢迎，让我受宠若惊，也让我自惭形秽。我看看自己身穿的肥大汗衫、邋遢短裤、一次性拖鞋，再看看紫红色的柔软地毯、咖啡色的真皮沙发、枝形水晶吊灯、摆满了名贵美酒的吧台，以及坐在正面沙发上口叼雪茄烟、身穿纯棉休闲服、面前摆着一只高脚水晶杯、杯中盛着宝石红色葡萄酒、半眯着眼睛、手指随着背景音乐的节奏轻轻敲击沙发扶手的男子——不是权贵就是富豪——我清楚自己误闯了不该进入的空间。就在我连声道着歉退出时，那位先生睁圆了眼睛，左手猛一拍沙发扶手，把雪茄烟扔到巨大的水晶烟灰缸里，猛地站起来喊：“老莫！”

  只见他肚皮微腆，腰板笔直，脸有些浮肿，但没有眼袋，头发稀疏但染得妖黑，一副典型的有身份男人的样貌了。

  “是，我不认识你了！”我说，“你不就是那个‘鸡鸡’尤金吗？发了大财的尤金，美籍或是澳籍或是什么籍的华人尤金，剥了你的皮我也认识你的骨头！”

  我之所以用如此刻薄的话来损一个老朋友，是因为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老莫，我是尤金……请原谅我，我刚从美国回来，中国话说得还不太流利……”我随即就把电话挂了，心里想你也太能装了吧？那些老华侨在海外待了大半辈子，一口乡音不改，你才出去混了几天？而且也多半是在唐人街上混，竟然就说‘自己的中国话说得还不太流利’，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如此不要脸的。

  “有屁的不合适！”他说，“不过，也好，走，到我房间去，咱俩好好聊聊！幸会，太幸会了！”

  坐定之后，我环顾四周，深感在商品社会里，钱能买来的尊荣与享受。我说：“你应该住总统套房啊！”

  一位身着白裙满头金发的美女敲门进来，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嫣然一笑，悄然退去。

  “你果然是在做稀土生意，”我说，“早就听说中国的大部分稀土都被你倒腾到美国去了。”

  “你当然可以向我借钱，不要狮子大开口就行，”他坦然地说，“你呢，还写小说？”

  “其实，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他说，“我若不是出了国，待在国内，也跟你一样。”

  “你待在国内，也不会跟我一样，”我说，“没准儿你早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了。”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他说，“连胡东年那样的货都混到了副部级，我怎么着也比他强吧！”

  “怀疑我？”我恼怒地说，“，老子当时是现役军人，堂堂的军官。”

  “胡东年亲口对我说，看过他钱包的只有你，那位脸上有疤的女记者，青山镇的女镇长，还有武英杰。女镇长可以排除，人家跳完舞就走了。女记者不跟我们住一栋楼也可以排除。武英杰原是公安局的反扒英雄，又是笔会的组织者，因此也可以排除。那剩下的就是你了。胡东年说，他忘不了你看美元和港币时，眼睛射出的贪婪的光芒。而且，我们又住隔壁，你到我们房间里来串过门，打过扑克。”

  “他奶奶的，”我恼怒地说，“怪不得胡东年原说要把我引荐给中组部某局副局长，说那是他姐夫，我到北京与他联系，他一听是我就把电话挂了，他奶奶的原来是这样！”

  “你知道吗？”尤金说，“我们第二天上午去参观人参种植园，武英杰和胡东年没去，他们俩与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搜查了所有的房间，重点搜查了你，连你的箱子都用捅开检查了。”

  “后来，”他说，“被胡东年那张臭嘴吆喝的，参加笔会的人都怀疑你是小偷！”

  “他奶奶的，真是跳进松花江，不，跳进长江也洗不清了。”我说，“不行，回京后我要去找胡东年，让他给我。”

  “他给你平不了反，你也找不到他。他已经进去了。”他笑着说，“能给你的只有我！”

  “不去说他了，”尤金道，“我一直想把那次松花江笔会上的事写成一篇小说，但动了好几次笔也写不下去，真是钱越多人越蠢啊！今天是天赐机缘，也是你小子的好运气，我把这一个故事卖给你了！”

  你们都看到我跟邱胜男、孙六一黏黏糊糊了吧？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其实我跟她们啥事也没有，那两个，都是阅人无数的老油条，沾到身上只怕要油腻一辈子。她们俩当时有求于我，求我什么就不说了。

  你还记得那个“法拉利”吧？对，据说有俄罗斯血统的范兰妮，客观地说，她是那次笔会之花，但她身上有一股高傲的劲儿，连胡东年这种老流氓都不敢对她放肆。坦率地说，我也艳羡她的美色，刚开始那天我也向她献过殷勤，但她一句话就把我给顶了回来。后来那几天里，我之所以和邱胜男、孙六一装疯卖傻、打情骂俏，也是故意地表演给她看的。

  是啊，一场笔会，短短一周时间，一群萍水相逢的人，有的心怀鬼胎，有的逢场作戏，有的分手之后此生再不相见，有的却因缘巧合种下情仇恨债，有一些事情你能想象得到，有一些事情，打死你也想象不到。

  简短截说吧，我们大家一起坐飞机回北京后，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购票厅买了一张飞哈尔滨的机票。你猜，我要去见谁？对，一点儿不错，我要去见范兰妮。这事情有点儿莫名其妙，坐在飞机上我感到像做梦。笔会结束各奔东西那早晨，我在餐厅门口遇到她，她说：伸手！我伸出手，她将一张纸条拍到我手里，然后飘然而去。那纸条上写着她家的地址、电话，还写着：敢来找我吗？我那时年轻气盛，力比多充沛，荷尔蒙旺盛，哪有不敢的事？

  当时可没有手机，连BP机都没有。我在哈尔滨太平机场下飞机后，转乘大巴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凌晨三点去黑河的火车票，此时夜色已深沉，候车室里臊臭扑鼻，我便在车站广场上溜达，溜达累了就躺在一张破烂不堪的木条椅上，仰望天上的星斗。虽是夏天，但哈尔滨的夜很冷，我不停地打喷嚏，生怕冻病了，如果冻病了，这一场浪漫的约会，也许就会成为悲惨的遭遇。又饿又冷，但是不困，我处在兴奋之中，回忆着在笔会期间“法拉利”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是反复回忆她把那张神秘的纸条拍到我的手里的情景，她的那一瞬间的表情。我猜测着她的心，为什么？为什么刚开始她刺了我却又在分手时对我发出邀请？这个神秘的女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我的心中，还是充满了期冀和兴奋，为了这次浪漫之旅，为了马上就要来临的浪漫之事。

  我到达黑河已是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那时候车速缓慢且经常临时停车。我提着箱子走出车站，站在空旷的广场上，突然感到自己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后悔没在北京机场出发前给她拍个电报，如果我拍了电报，也许一出车站就能看到她的笑脸。我想找个公用电话亭给她打电话，但那时的黑河街上没有电话亭。我进了车站邮局，费尽周折要通了她留下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苍老的声音，我的心怦怦跳着，问：请问，请问范兰妮在吗？不在！那边随即挂了。我再次把电话要通，这次先说：请问，这是范兰妮的家吗？我是她的朋友，我有急事找她！还是那个苍老的声音：这是群众艺术馆，范兰妮出差还没回来。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心中叫苦不迭，老天爷，我也太积极了，太莽撞了。但既然来了，我再次要通电话，一开始就连说了好几个对不起，然后请问范兰妮何时回来。那边说：不知道！

  我在车站广场雇了一辆“倒骑驴”三轮车，让他把我送到群众艺术馆。我向门房的老汉问范兰妮的归程，老汉说他只管看门，收发报纸，别的一概不知道。我在铁栅门外观察着这栋长方形的、四层的破旧的楼房，想象着范兰妮办公室的情景。

  天色昏黄，范兰妮不也许会出现了。我找了一家离群众艺术馆比较近的宾馆入住。宾馆内设施很旧，但竟然有充足的热水，这让我很是满意。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坐在破烂的沙发上抽着烟，感到十分惬意。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一觉醒来，已是早晨七点，匆匆去餐厅吃了一点儿东西，回来刮了胡子刷了牙，便一路小跑到群众艺术馆等候。街上人不多，车辆很少。我在群众艺术馆对面的街边来回踱步，盼望着那个美丽的身影出现。大约是八点半的时候，门房的老汉出来拉开了铁栅门，我心中热烘烘的，知道上班的时间到了。我索性就站在了铁栅门旁，等待着她。我的心中冒出了一些现在回想起来很肤浅很肉麻但当时却把我自己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的诗句。果然是痛苦出诗人，愤怒出诗人，恋爱出诗人啊。一直等到九点多钟才有几个人来上班，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有的徒步，有的骑着自行车。他们进大门时有的根本不看我，有的却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我的心一直激动着，一直焦虑着。我不时地抬腕看表，不时地抬头看太阳。时针在快速旋转，太阳在缓慢爬升，一小时过去，又一小时过去了中午下班的时间到了，她没再次出现。我也顾不上脸面，拦住一位提着包匆匆外出的中年妇女，问：老师，麻烦您我打听一下范兰妮回来了吗？范兰妮？她打量了我几眼，说，你是她什么人？找她干什么？我是北京一个刊物的编辑，我找她约稿。她又警惕地看了我几眼，说，范兰妮？好久没见到她了。这时，一位驼背的老走出来，中年妇女问他：哎，馆长，范兰妮去哪儿了？这位北京来的在等她。我急忙上前，鞠了一躬，说：馆长，我是北京《×××》月刊的编辑。我撒了谎，说了胡东年工作的那家刊物的名字。我来找范兰妮约稿……老馆长想了想，说，范兰妮好像请假去参加笔会了，应该回来了吧？我说：请问她家的地址……馆长问那中年妇女，你知道她家地址吗？中年妇女摇摇头，说，她好像就在办公的地方住吧，她老家在三江口，前年刚从佳木斯师专毕业分配过来的。那你下午再过来看看吧，馆长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匆匆走了。

  我到路边一家饺子馆要了一盘鱼肉饺子，一瓶松花江牌啤酒，慢吞吞地吃着、喝着，目光却透过污浊的玻璃，盯着群众艺术馆的大门口。吃完了饺子我就回到大门口站着等候，来上下午班的人们都盯着我看，他们的目光令我心中发毛。我不断地安慰自己，我虽有女朋友，但还没登记，因此，我是合情合法光明正大的。想是这样想，但在人们的目光审视下，总是感到不自在，仿佛了什么坏事一样。

  我在群众艺术馆大门两侧已经站了三十多个小时。第三天傍晚时，有一位中年男人从楼里出来，走到我面前，详细地盘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他说：，我是群众艺术馆保卫股股长，能把你的身份证和工作证给我看一下吗？

  我回到宾馆，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封好，晚饭后送到群众艺术馆，交给门卫老头，请他见到范兰妮来上班时一定转交。为了加大保险系数，我把一盒人参烟放在门房的桌子上。

  我在信中说：“法拉利”，你骗得我好苦啊……我已订好了明天下午两点去哈尔滨的车票，如果你明天上午看到这封信，请到瑷珲宾馆309房间来找我，如果看不到，那就永别了。

  第二天上午，我的心情是绝望的，但却又莫名其妙地充满着希望。有好几次我按捺不住地想去群众，艺术馆大门口做最后的等待，但又怕拿不出《×××》杂志的工作证而露了馅。当然，我也希望房门突然被敲响，是用力地敲响呢还是轻轻地敲响呢？我猜不出，然后我拉开门，便会看到她的秀发她的隆鼻她的美目她的芳唇……

  门果然被敲响了，我豹子扑食般冲上去，喘息着拉开房门，看到的却是收拾房间的服务员冷漠的脸。我说我马上退房，不用收拾了。

  过了一会儿又响起敲门声，还是那个服务员，她善意地提醒我，如果过了中午十二点退房，就要按一天的价格收费了。

  我看了一下表，十一点了。我知道她不会来了，我虽然不愿意相信，但也知道，那“法拉利”是在戏耍我。我想恨她，但一想到她的眼神，便生出许多忧伤的情绪。走吧，我对自己说。我提起行李——

  我猛地搂住了她，她静静地伏在我怀里，当我试图去寻找她的嘴唇时，她冷冷地说：不！

  我眼里含着泪花，对她诉说了这几天的经历，她静静地听着，一副很受感动的神情。但她只允许我拥抱她，我所有过分的动作都被她一个冷冰冰的“不”字挡住了。

  “你太纯洁了！”我嘲讽道，“你就卖一个这样的故事给我？我告诉你，一文不值！”

  我当然退了火车票，而且她还十分坦然地带着我去她的办公室转了一圈。在走廊里我们碰到了那位中年妇女。范兰妮说这是我们刘副馆长。我对着刘副馆长点点头。刘副馆长意味深长地说，小范啊，你要再不回来，这位就变成我们大门口的一尊雕像了！

  第二天她请了假，说是要带我去三江口采风。我感到从她的领导的态度和眼神上，都已经把我当成她的恋人了，而且我的确考虑过回京后与女友分手的问题。因为，在三天的等待里，我似乎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情滋味。

  她带我乘坐龙江一号轮顺流东下。正是盛水期，微黑的江水汹涌激荡，在那个小小的二等舱房里，我给她讲了我从闯关东的爷爷口里听来的黑龙江里的白龙和黑龙打架的故事，她也给我讲了她们家为清宫进贡鲤鱼的故事。

  她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何需要邀你来？我说，那么，现在我问了。她说，因为我嫉妒，嫉妒你跟那两个女人，我知道你是故意气我！那你请我来是要耍我，这三天你故意躲着不出来？是的。那你为什么又出来了呢？因为我被你感动了。我突然有点儿鼻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受到抚慰一样。本来……我应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但是我不能够。为什么？也不是我故意躲你，她说，我偷偷地回到老家，做了一个人流。什么？人流，昨天，前天！我沉默了，一时找不到要说的话。她起身走出房间，扶着船栏，看着江水。我也跟了出去。

  我感到心里像被塞进一团乱草，美丽的江景顿时变得肮脏狰狞。但我还是说：没关系的，我不在乎。

  她的脸变得惨白，苦笑着，摇摇头。然后她说：不能让你白跑一趟，送你个礼物做纪念吧。

  我接过钱包，打开，看到曾经被钱撑得松松垮垮的夹层，翻了一下，又看到了胡东年的身份证和工作证。

  一切皆有可能，她说，是否能请你把他的身份证和工作证还给他？按说这是规矩，盗亦有道啊！

  “没有然后了，”他说，“当你呕心沥血地爱着一个人，一个美丽的女人，却发现这一个女人是个小偷……”他好像突然伤感了，说，“这故事，免费送你了，但请你注意一定要用化名。”

  1989年初冬，我在一个文学培训班里学习。有一天傍晩，我去培训班旁边的招待所看一位老乡。我那几天有点儿感冒，气短腿软，一步步地艰难上挪。突然，有一个戴着口罩、墨镜，身穿灰色风衣的高个男人像幽灵一样从楼梯上轻捷无声地，简直是滑了下来。我急忙避闪一旁，那人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我突然感觉到这人的身影好生熟悉，但又一时想不起是谁。

  在老乡的房间里我刚待了十几分钟，就听到楼道里一阵喧哗，接着又听到一个男人粗重的哭声。我们出门探看，才知道哭泣者是一个内蒙古的羊绒商人，他说他去上了一趟厕所，虚掩着门一一招待所条件较差，房间里没有厕所。当他从厕所回来后，提包里的三万块钱便没了踪影。

  当天晚上，在我们培训班的食堂里，我看着武英杰与几个诗人（有男有女）正围坐一桌，谈笑风生地饮酒吃饭，一件灰色的风衣搭在椅子背上。

  他看见我，立刻跑上来，捣了我一拳，然后拉着我的手，说：“老莫，混好了，不认识我了！”

  与尤金告别，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用手机百度出武英杰的照片、诗、访谈和视频，我看到他虽然老了胖了，但他的脸依然正气凛然，他的诗充满了柔情，他的讲话慷慨激昂，从任何角度看，他都像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小偷模样。

  那么，我想，尤金讲述的他和范兰妮的故事，也许是他编的，而偷了胡东年钱包的人，也许是尤金，或者，真的就像他们怀疑的那样，那个贼，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