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一起震惊的窃案在太原至北京的596次列车上发生。两名七零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押送重要的氢弹零部件＂TQD自动仪＂途中，遭遇了精心策划的调包盗窃。这一事关国防安全的特殊部件失窃后，迅速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总理当即下达＂十天破案＂的死命令，一场跨省联动的追凶行动就此展开。专案组在时间紧迫、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请来了曾破获多起大案要案的＂中国名探＂郭应峰。经过缜密侦查，真相终于水落石出——这起看似是特务所为的案件，竟是一位外号＂蝴蝶＂的女扮男装的女贼所为。最终，在期限的最后一天，专案组通过巧妙布局将＂蝴蝶＂抓获，成功找回了关键的氢弹部件。

　　1969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珍宝岛事件的硝烟尚未散尽，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位于太原的七零三研究所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研制氢弹的关键零部件＂TQD自动仪＂。这个体积不过收音机大小的部件，凝聚着整个研究所两年来的心血。

　　研究所的安保工作一向严格，特别是对于武器部件的运输有着细致的规定。大型部件需要专车运送，全程武装护送；小型部件则由多人乘坐火车护送。

　　作为研究所的重要负责人，秦家康深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他用尽心思挑选了身手不错的下属杨晓晨作为同行，准备携带＂TQD自动仪＂前往北京进行最后的鉴定工作。

　　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选择了最普通的黑色人造革拎包作为容器。这个看似平常的决定，却为后来的变故埋下伏笔。

　　在当时的形势下，各方势力对中国的军事发展都极为关注。特务活动频繁，间谍渗透不断，这给军工单位的保密工作带来非常大压力。

　　七零三研究所承担着国防科技的重任，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研制＂TQD自动仪＂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这个部件凝聚着中国科研人员的智慧和心血，对于氢弹研制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它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核威慑能力。

　　在研制过程中，研究所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都经过严格审查，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安全规程。

　　然而，谁也没想到，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春日，一场惊心动魄的窃案即将上演。这不仅考验着有关部门的应对能力，更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

　　太原火车站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缓缓驶入。秦家康和杨晓晨从车上走下来，手中提着一个普通的黑色人造革拎包。

　　他们混在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中间，不紧不慢地走向站台。这个看似普通的场景下，两人却暗自绷紧了神经。

　　596次列车徐徐启动，车厢里充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秦杨二人选择了一个显眼的位置，将拎包放在行李架上。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特意用金属链条将包的提手和架子锁在一起。检查确认无误后，两人轮流盯着包，目光始终不离。

　　列车行驶在太原到北京的线路上，预计需要十三个多小时。沿途虽然停靠多个站点，但都不是大站，停滞时间并不长。

　　到了代县站，车厢里弥漫着烧鸡的香气。饥肠辘辘的秦家康让杨晓晨下车去买了烧鸡和高粱酒，但为了保持警惕，他们只吃了烧鸡。

　　午饭过后，车厢里的气氛逐渐安静下来。不少乘客都进入了梦乡，而秦杨二人则继续强打精神守护着那个黑包。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车厢里。那人有着黄褐色的头发，手里提着一个与秦杨二人同款的黑色拎包。

　　这个人将包放在了秦杨二人的包旁边，动作看似自然。在拥挤的车厢里，这样的举动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

　　列车继续向北京驶去，车厢里的人来来往往。秦杨二人从始至终保持着警觉，却未曾发现危险正在悄然逼近。

　　夜幕降临，火车终于抵达北京站。当杨晓晨准备解开链条锁时，却发现锁已经被打开过。

　　他们急忙打开包一看，里面只剩下两团破旧的报纸。在这一刻，他们想到自己肩负的重要任务出现了致命的失误。

　　秦家康立即指挥杨晓晨去检票口堵人，而他则开始在拥挤的站台上寻找可疑人员。然而，在熙攘的人群中，那个黄褐色头发的身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起看似简单的调包案件，实则暗藏玄机。那个精心准备的同款黑包，那个不经意的换位，无不显示出犯罪分子的老道。

　　在这个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时期，＂TQD自动仪＂的失窃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比秦杨二人更清楚。这个案件即将掀起轩然，惊动。

　　案件迅速上报到国防科委，引发高层震动。一通紧急电话打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汇报了这起特殊的失窃案。

　　当晚，谢富治部长正在别墅中准备接受医生治疗。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打断了他的休息时间。

　　电话那头传来总理办公室的声音，谢富治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赶往西花厅。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二次接到关于这一个案件的通报。

　　早些时候，铁道部公安局就这起案件寻求配合时，谢富治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如今总理亲自过问，情况显然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得多。

　　西花厅内气氛凝重，周恩来将一份详细的案件资料交给谢富治。十天，这就是总理给出的破案期限。

　　谢富治立即组建了专门的专案组，成员包括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高阳明、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刘灵华、河北省公安厅代理厅长裘为群、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俞午，以及他的得力助手黄碧华。

　　专案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时，黄碧华已经准备好了详尽的案情分析材料。会议室内，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和紧迫性。

　　专案组将调查方向分为两条线索：一是特务作案的可能，考虑到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和珍宝岛事件的影响。另一条线索则是普通的火车盗窃案件。

　　专案组立即展开行动，边防口岸和哨卡开始对出境人员进行严查。同时，所有出境的仪器类物品都被扣留检查。

　　邮电部门接到通知，暂停了对境外邮寄仪器类物品的业务。专案组分成四个小组，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内展开摸排调查。

　　高阳明负责审问秦家康和杨晓晨，希望从他们的叙述中发现新的线索。这个策略很快就得到了回报，秦家康提供了关于可疑人物的重要特征。